理论一点点｜文明对话的两个原则

作为根据《宪法》制定的下位法，《监察法》在处理监察委员会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关系上，同样遵循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8] 2018年3月6日, 王晨副委员长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中指出,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于法案委员会的功能问题, 具体参与制宪工作的田家英曾认为, 这条所规定的委员会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委员会, 法案委员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常委会本身的立法工作, 其主要工作任务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所提出的法案与国务院的建议案 (第48条第2项) ;二是审查提案和法律, 对其进行研究,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在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及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定的基础。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24条对法律委员会职能做了进一步细化。[2]1954宪法曾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议长。上述调整涉及《宪法》第70条关于法律委员会名称的规定。[9]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草案) 〉审议情况的报告》, 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4版。为了协调法律草案的统一审议与合宪性审查职能, 可以考虑在委员会内部设立审议法律草案部和合宪性审查部, 既建立相对独立的审查机制, 同时形成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沟通机制。

[11]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 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10]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了五起备案审查的典型案例。法官们读他的书、文章与评论（有时因为他赠书给他们），而他的批评也经常被采纳。

它旨在启发那些希望发现其他国家的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他们解决本土问题的法律人，并且反映了，也试图去实现韦德对于普通法统一性的信仰。[1]韦德的学术生涯超过六十载，八十高龄之后仍活跃在学术前沿。立法的权威源于这一规则：而这一规则的权威却并不归于立法。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是一个热忱的划船爱好者，而且作为院长，他强力推动组建了凯斯学院八人队。

[36] 韦德1961年在密歇根大学所作的库利讲座（Cooley lectures），1963年结集为《迈向行政正义》（Towards Administrative Justice）一书出版，这个讲座针对的是美国听众，在没有成文宪法保障的国情下，对英国行政法及其内涵进行解释的一个尝试。这封信写在上议院Hoffmann-La-Roche案[46]辩论之后，判决之前，关于使司法裁断悬而不决的有争议的命令，威尔伯福斯勋爵说韦德1974年4月发表在《法学季刊》上的关于上诉法院该裁判的评论： 使我陷入了某种恐惧之中，因为（机密地）在此案中我的观点与这则评论完全一致——如此一致的程度定然会使我受到剽窃您的想法的指责。

他对法律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仅在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还在许多其他国家，被无数次引用，产生重要影响，并被翻译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他关于许可与公平按揭的文章，以及关于土地收费立法的文章[25]展示了他的观点，在十年后给丹宁勋爵的一封信中，他说到，《土地收费法》是一部恶法，而古老的衡平规则将带来更为公平的结果。韦德之前在三一学院的学生莱斯特（Lester, 现在是王室法律顾问、赫恩山勋爵，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 QC），将这些演讲看作是一系列错失的良机。[12] 韦德与哈特之间的通信尤其有趣，当时在1952年，哈特是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

韦德是普通法与衡平法的信仰者，更甚于成文法，譬如他认为，法院负有重塑行政法的任务，而且古老的衡平原则比《土地收费法》（Land Charges Act）能获得更公平的结果。[30]韦德的行政法，是与控制政府权力相关的法，包括大量司法审查的一般原则。韦德继续完全投入于《行政法》中，直至其去世前不久才停下来，从1988年第六版开始，克里斯托弗·福赛（Christopher Forsyth）教授，罗宾森学院教员，成为该书的合作作者。[58] The Golden Metwand and the Crooked Cord(1998) p.203. [59] ‘Law, Opin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w Quarterly Review, 78 (1962) 188 at p. 199. [60] Cmnd.5104 (1972), vol.2 t p. 411, vol. 4 at p. 159 ff. [61] HC 42.I and II (21 January 1981) at pp.102-114. [62] 在1946-1961年间，平均只有3%的研究生是法学专业的，又有相当比例的人选择了一年期比较法或国际法学位课程。

韦德和他的助理编辑，最初是芭芭拉·利利怀特（Barbara Lillywhite），她后来成为牛津圣安妮学院的教员，后来又与斯坦利·德·史密斯结婚，之后的助理是哈罗德·克莱尔（Harold Cryer）上尉，曾是首席海军法官（Chief Naval Judge-Advocate），还有从牛津法学院召集的志愿者，以及其他那些处理一些章节或部分章节的人。译者简介：骆梅英，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然而，那时他的主要兴趣已经是宪法与行政法了，研究领域是仍然十分重要的以法院为主导的普通法发展。或许出于他担任三一学院财务主任助理的经历，他建议在信托与财产持有领域改革学院的资产现状。

[4]大约在法律委员会建议简化和改革古老的特权救济[5]之前的20年里，他就一直呼吁救济程序的改革，以使程序得以继续在现代行政国家控制行政权力扮演重要角色。他是托尼·乔洛维茨（Tony Jolowicz）教授所见过的最为令人生畏的三一学院一年级导师。[10]韦德认为，根据《1911年议会法》所制定的法律，应当被归为议会立法，这被亚瑟·古德哈特（Arthur Goodhart）所质疑， 他的质疑为48年后的《2004年狩猎法》（Hunting Act）的颁布所证实。他对行政法这一学科体系进行了统一而深入至内部的解剖。韦德在回到剑桥之后，他指导了很多学生，所有都是研究行政法方向的。据报道，他曾说过牛津与剑桥之间的主要差别其实很小，但细微差别又很大。

她的病症在搬回剑桥后才日益明显，但她的健康持续恶化，并于1980年逝世。在强烈支持一个广泛的司法审查管辖权之时，韦德也一直关注司法审查的适当范围，譬如他并不赞成法院审查不具有约束力的指南，并指出如果法院僭越了宪法赋权的正当份额，将会遭遇不利后果。

[39]他曾强烈反对在其退休后有人提出的让学院在院长花园中修建一个新建筑的建议。我们两个都沿着我们最近那次对话所提出的理路进行思考。

从而他对法院的判决以及改革者的工作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阿荣森说，多年后再去回想他如何对自己的论文夸夸其谈时，才意识到韦德教授对于他那些过分自信而轻率的学生们，是多么的宽容。

被称为全球化的早期特征已经显现，英联邦比较法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乡村生活》（Country Life）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在高阿特拉斯山脉、落基山脉以及肯尼亚的探险，[64]配以他拍摄的照片。[44]合作的成功也可以从这一事实得见，人们根本无法分辨出该书的哪一章节是由谁完成的。他们在1943年结婚并育有二子。

韦德的思想或者确与威尔伯福斯勋爵的相契合，但他们的意见在该案中并非多数意见。在韦德的带领推动下，牛津法学院与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学会，在福特基金会和万灵学院的资金支持下，由《年鉴》对每一英联邦司法区的主要法律领域的发展进行了评述。

当他与法官交流时，他也保持着这样的责任感，尤其是与丹宁勋爵，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在过去四十五年里，行政法改革历程中的关键人物。韦德也是较早呼吁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人士。

一些人认为Factorame案所做的通过在普通法律原则之下的法律建构已经达成。在10月的《法学季刊》中韦德评论道对于威尔伯福斯勋爵的观点，有许多话可以说。

否则我们就会遭遇与法国一样的困境。他建议如何从高级讲师项目以更少的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将任期从三年减至两年，面临的成本即仅为对替任者的任命。六 伟大与美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譬如，他认为托尼·韦尔（Tony Blair），曾是牛津他所在的学院的一员，也曾上过他的课，但他几乎不认得他，就不应该用比尔来问候他。

他尤其支持马克·弗里德兰（Mark Freedland）的努力，弗里德兰于1970年成为法律导师（Law Tutor），将圣约翰的法学从前任导师埃德温·斯莱德（Edwin Slade）的惨淡经营下恢复过来。[1] See H. W. R. Wade, ‘S A de Smith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0 (1974) 477, 478. [2] Letter to HWRW 1 November 1988, on receipt of the 6th edi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3] ‘Quasi-judicial and its background Cambridge Law Journal, 8 (1949) 216; ‘The Twilight of Natural Justice Law Quarterly Review, 67 (1951) 103. See also Cambridge Law Journal, 12(1954) 154. [4] The Times 23 December 1954; Solicitors Journal 99 (1955) 19; ‘Are Public Inquiries a Farce? The Listener 25 August 1955. [5] Report on Remedi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1976) Law Com No. 73, implemented by SI 1977 No. 1955. [6] ‘The future of Certiorari Cambridge Law Journal, 16 (1958) 218. [7] JUSTICE. The Citize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The Redress of Grievances (1961). [8] Cambridge Law Journal, 13 (1955) 172 at p.188. [9] 同上注，第189页。

她坚持以后再也不陪伴他们登山探险了。那年的欧洲公法小组会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对他的颂词（laudatio）。

他影响深远的论文《法律主权的基础》（The Basis of Legal Sovereignty）刊登于1955年11月的《剑桥法律杂志》。他在学术与专业会议上培养并保持这些联系，与司法界人士通信，与资深律师和法官在社交场合交往，无论是在林肯学院，在他所在的学院，还是在牛津法律俱乐部，他常常将其兴趣爱好与法律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